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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日本中世传播史
【田村忠次 作】
16-17世纪处于日本的中世，即战国时代。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战火纷飞、诸大名争相做着统一天下的美梦的黄金时代；而对世界而言，16-17世纪则是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达到鼎盛的黄金时期，即所谓的大航海时代。随着16世纪中叶日本列岛为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之后，东西方文化在日本也毫无例外地产生了交流和碰撞。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多种多样的，如社会思想、宗教信仰、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本文仅仅从宗教信仰方面，即描述天主教从传入日本并开始迅速繁荣直至江户时代天主教的蛰伏这一段近90年的历史过程，来探讨一下西方文化给日本中世带来的影响。
一、 日本列岛的发现和天主教的传入——新时代的到来
从15世纪下半叶起，西欧大西洋沿岸的各国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海上冒险和殖民远征。同时也拉开了世界历史巨大转折的序幕。在西欧各国中，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两个主要的代表性国家。他们为了向外寻求土地和财富，先后诞生了葡萄牙的迪亚士（B.Diaz,1450-1500），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9-1524)、西班牙的哥伦布（C.Columbus,1446?-1506），麦哲伦（F.Magellan,1480?-1521）等著名的航海家。由于同处于伊比利亚半岛之上，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两国于1494年缔结了《托尔德西雅斯条约》，誓言要在新领地上传播天主教，后又于1529年在萨拉戈萨签定条约，规定以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为分界线，西班牙向西活动，葡萄牙则向东活动。正是这一条约的签订，使得葡萄牙在发现日本列岛的过程中抢占了先机。
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葡萄牙以1510年占领的印度的果阿作为东方活动的中心，先后占领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香料群岛，并于1553年侵占了澳门。
在十三世纪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名著《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日本岛是东洋的一个海岛，位于大陆或蛮子（Manji）海岸相距约2400公里的海上。这个岛面积很大，居民的面目清秀、体格健康、态度文明……根据曾经到过这里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王宫富丽堂皇，蔚为奇观。王宫的整个屋顶用金色的铁皮覆盖着……宫殿的天花板也是同样的贵重金属做成的；许多房间内，有很厚的纯金小桌，窗户也用黄金装饰。这种宫殿富丽的程度，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由于马可波罗的描述，日本列岛在葡萄牙冒险家的心中，成为了黄金岛的代名词，发现日本列岛，就可以发现无数的财富。由于葡萄牙人的东进，并到达中国的宁波，同时在马六甲和暹罗，葡萄牙人开始和南航的琉球人接触，听到有关日本人的事情，日本列岛的发现，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根据摩鹿加群岛的司令官，殖民史家安东尼奥?加尔瓦诺（Antonio
Galvano,1503-1557）的《世界探险史》的记载，1542年（天文十一年）欧洲人发现了日本。而根据自称四次来日，与种子岛主会面的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1509-1583）的《周游故事》，发现者是平托和其他两名伙伴，时间为1543-1544年。其他如若奥?罗德里格兹（Joao
Rodriguez,1558-1633）的《日本教会史》和迭戈?德?科托（Diego de
Couto,1542-1616）的《亚洲志》里发现日本的年代为1542年。只有萨摩僧人南浦文之的《铁炮记》中记明为1543年8月25日。因为欧洲人的记载大多依据十多年后的传闻，并不是发现者本人。而《铁炮记》是63年后的1606年（庆长十一年）的种子岛主种子岛久时撰写的，连葡萄牙船开来的时间都很清楚，且所记的葡萄牙人的姓名和加尔瓦诺、平托等人的相同，因此，据后人考证，日本列岛的发现年代应为《铁炮记》中所述的1543年。
说到天主教的传入，首先应当提到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按现代人的翻译方法，他的名字应该译为弗朗西斯科?德?沙维尔。由于牵涉到历史上的一些特殊人物的习惯译法，本文仍称其为沙勿略。
方济各?沙勿略出身于西班牙北部拿瓦拉王国的一个封建领主家庭。根据记载，沙勿略（Xavier）并不是他家族的正确名称，应当为埃切贝里亚（Etxeberria），即“新家”的意思。由于1524年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中，拿瓦拉王国站在法国一边，而被西班牙灭亡。1534年，沙勿略与西班牙贵族伊格纳蒂乌斯?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一起创立了耶稣会。因为他们是被征服的异族，故耶稣会没有成为西班牙殖民势力的先遣队，而从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那里接受了印度传教的任务。
在视察印度结束之后，沙勿略从马六甲到香料群岛传教。在1547年回到马六甲时，遇到了因杀人罪逃到马六甲的萨摩武士弥次郎。在了解到去日本传教极有希望后，便将弥次郎送到印度的果阿接受宗教教育。弥次郎后来受洗，教名为保罗，是日本最早的天主教徒。
当时已经有葡萄牙船往来于日本，但沙勿略等人并没有乘坐葡萄牙船，而是乘坐一名从中国来到马六甲的王姓中国人的容克式帆船前往日本。同行的还有两名西班牙传教士托雷斯（Cosme
de Torres,1497-1570），费尔南德斯（Joao
Fernandes,1526-1567）、弥次郎及其弟弟约翰、和仆人安东尼奥一共六人。六人于1549年（天文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圣母升天节）抵达萨摩的鹿儿岛，住在弥次郎的家中。不久沙勿略会见了岛津贵久，获得了传教的许可。贵久是为了贸易而利用传教，而沙勿略是为了传教而利用了贸易。因此，从天主教传入那天起就埋下了锁国的祸根。
在沙勿略到达鹿儿岛之后，先后与当地的日本人和外国人接触，并曾对日本人的印象向欧洲做详细的报告。其中一部分如下：
“到现在为止，我所接触的各国人中，日本国民是最杰出的。原先以为日本人不信上帝，没有优秀的人民。事实上，日本人总体来说拥有良好的素质，没有恶意，与他们交往颇能感受到这一点。他们的名誉心特别地强烈，把名誉看作头等大事。日本人的大部分还是比较贫困的。但是，我询问过许多武士和平民，因为贫困而感到耻辱者，一个也没有……武士无论多么贫困、平民无论如何富裕，贫困的武士在富裕的平民面前，仍然会受到与富豪一样的尊敬。贫困的武士，无论什么条件，任凭再多的财宝堆积在眼前，也决不与平民结婚。如果这样，他的名誉就会消失。与金钱相比，名誉是更加重要的东西。日本人身份相同的人见面，都保持着相当隆重的礼仪。他们尊重武器、信赖武术……他们对侮辱和嘲笑决不默默忍耐。与平民必须对武士持最高的敬意一样，武士侍奉领主也必须保持敬意，平头低身地面对领主。”（《圣方济各?沙勿略书翰抄》下，岩波文库）
当时在日本的传教士，被成为ハテレン，而修道士被称为ィルマン，日本人根据音译，将他们称为“伴天连”和“伊留满”。
沙勿略在岛津家的菩提寺福昌寺召集群众开始传道。起初人们以为是佛教派的一种，静心听讲，获得百余名信徒。后来明白是天主教且排斥佛教引起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使得岛津贵久终于禁止传教。沙勿略在鹿儿岛传教前后不满一年。
1550年（天文十九年）葡萄牙船进入平户，船长为了船员的信仰招请沙勿略，沙勿略带领托雷斯和费尔南德斯来到平户。为了会见日本统治者以在日本传教，沙勿略让托雷斯留在平户，自己先后到了山口、堺、目标是京都。但由于应仁之乱后京都屡遭战祸，且天皇毫无势力，传教无望。沙勿略又于1551年（天文二十年）回到了山口。
山口是掌握中国勘合贸易的大内义隆的居城，人口有四万，相当地繁荣。沙勿略第二次谒见大内义隆，递交了果阿的印度总督和主教的信，并献上了钟表、铁炮、绸缎、眼镜、玻璃器皿等礼物，得到了传教许可（现在山口建有传教纪念碑）。两个月内受洗的信徒有500人，后沙勿略又到了丰后的府内，得到了大友义镇（宗麟）的保护，着手传教，不久府内成为日本天主教传播的一大中心。
沙勿略在日本一共只有两年三个月，于1551年1月乘葡萄牙船返回印度果阿，为到中国传教作准备。1552年他从果阿到广东上川岛，但始终不能进入内地传教，同年病死于岛上。
二、 受洗的大名与弗洛伊斯的功劳——天主教的迅速繁荣
继沙勿略之后，许多传教士来日传教，1552年（天文二十一年）伽戈（B.Gago,1515-1583）、阿尔加赛瓦（P.Alcaceva,1523-1585）等来日，1556年（弘治二年）努涅斯（B.Nunes）、维列拉（G.Vilela）、弗洛伊斯（Luis
Frois,1512-1597）等来日。他们先在九州传教，受到大内义隆、大友义镇的保护，传教相当成功。
当时的大名加入天主教大致有四种动机：一是企图以传教士为中介，让外国船只开进领地港口，开展贸易，从中获益，以便发展经济，引进精良武器，在激烈地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希望得到异国之神——上帝的保护，保佑领地五谷丰登，并在战斗中战胜信仰传统的神和佛的敌人；三是为了消除对可能的失败的不安，增强信心，听从传教士的说教，以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四是认为使领地内农民加入教会，同领主信仰一致，可以抑制百姓的不满，有利于领地管理。
传教士一般随葡萄牙船来到日本，但那些日本的大名，虽然争相欢迎满载着生丝、绢织物等商品，为他们带来富国强兵的机会的葡萄牙船，但对随船来到领地的传教士所要求的传教许可，却大多持反对态度。
就例如最初的岛津家，岛津家虽然欢迎葡萄牙船的到来，但对于天主教的传播，就由于领内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而最终作罢。葡萄牙船来到平户，领主松浦隆信对葡萄牙船的到来也是表示欢迎，但不支持传教士的布教活动。葡萄牙人只得探求新得同时欢迎布教和贸易的领地。作为其中的一个候补，西彼杵半岛成为了不错的选择。半岛的前端，是一个延伸到海中的名为横濑浦的港湾。经过测量，当地水非常深，波浪也很小，是非常合适的良港。
当时的西彼杵半岛与大村湾沿岸的大部分，都是战国大名大村氏的领地。葡萄牙人与当时的大村氏当主大村纯忠交涉，希望将横濑浦港对葡萄牙人开放，并允许传播天主教。大村纯忠对葡萄牙船和天主教都表示了欢迎，使葡萄牙人和传教士都欣喜过望。1562年（永禄五年），葡萄牙船开始进入横濑浦。
之前的葡萄牙船大多停泊于平户，由于平户不欢迎天主教的传播，传教士就将葡萄牙船引导前往横濑浦。
由于葡萄牙人舍弃了平户而来到横濑浦，使得横濑浦由不知名的小港口变得引人注目起来。1563年（永禄六年），大村纯忠与二十五名家来一起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了天主教徒。大村纯忠的教名为堂?贝鲁特罗密欧，其子大村喜前的教名为堂?桑乔。当时的葡萄牙船的司令官也向其表示了祝贺，并施放了礼炮，赠送了黄金打制的寝台、绸缎、绢、胖头鱼产的美酒、宠物犬、宝石首饰、贝鲁特产的帽子等作为贺礼。至此，葡萄牙人传播天主教的愿望，完全地实现了。
按照常理，横濑浦应当变得非常繁荣，实际上却相反，由于葡萄牙船都被引导至相邻的大村，惹恼了平户的松浦家，导致了松浦氏带领配下的豪族袭击横濑浦并将其烧毁的事件的发生。
葡萄牙人感到安全无法保证，将船只停泊到福田（今长崎市）。但不久平户的松浦氏又带领大小数十只船袭击了福田，最终葡萄牙人经过探测，将停泊地选在了福田南侧的长崎。
1570年（元龟元年），大村纯忠把领内的长崎献给教会，作为葡萄牙人的贸易港开放。1580年（天正八年）又将长崎附近的茂木献给教会，成为教会的领地，后来有马晴信也将浦上献给教会。
当时的长崎是一个天然的良港，领主长崎甚又卫门是大村纯忠的女婿。由于当地的地形为大陆突出的半岛，三面环海，形成天然的要塞，使得长崎成为了葡萄牙人的首选地。1570年葡萄牙人开始进入长期，1571年起，每年都有葡萄牙船入港，被葡萄牙人称为“世界第一的港口”。事实上，长崎直到后来的宽永锁国时期，即使没有葡萄牙船进入，也不断有荷兰船、中国船来往，成为了日本唯一的海外贸易港口。
耶稣会采取自上而下的传教方针，先使当地大名受洗，然后通过大名的权利一举把领内的人民收为信徒。继大村纯忠之后，先后有丰后的大友宗麟、肥前的有马义贞、有马晴信父子和筑前的黑田孝高。这些天主教大名为了取得铁炮、火药、皮制品和铁，欢迎耶稣会来传教，所以传教事业发展得很快，十年内遍及北九州一带，府内成为传教中心。当时的天主教被称为“切支丹宗”、“天竺宗”或“南蛮宗”。
1559年（永禄二年）维列拉到京畿地区传教，得到将军足利义辉的保护，并在京都妙觉寺会见了将军。虽然如此，由于京都佛教势力广大，传教士受到冷遇，难以传教。维列拉利用堺的豪商日比屋了珪招请的机会，前往堺寻找机会。
1563年（永禄六年）奈良的一个天主教徒与结城山城守（忠正）、清原枝贤辩论宗教问题。结城山城守与清原枝贤对天主教大感兴趣，邀请堺的维列拉详细介绍天主教。
维列拉应邀到达奈良与两人会面，同时在座的还有高山飞騨守（厨书，大和泽城城主）。经过一番谈论，结城、清原、高山三人都成为了天主教徒。由于三人都是在畿内极有名望的人，五畿内地方天主教也开始兴旺发展起来。
结城一族是河内的有力大名，迅速地在河内（冈山、砂等地）形成了天主教徒集团，甚至连饭盛山的三好长庆的家臣团中也出现了改信天主教者。如饭盛山麓深野池岛的三氏一族、八尾豪族池田丹后守和其家臣团，均改宗成为河内知名的天主教徒。另一方面，高山飞騨守将维列拉招入城中，向家族说教，一同受洗改宗。飞騨守之子高山右近（友照）后来成为了日本教会史最有名的热心信徒。
1565年（永禄八年），弗洛伊斯到达日本，传教事业更加兴盛。
弗洛伊斯是日本天主教传播的重要人物，他长期定居日本，与织丰时代的两大统治者都保有很好的关系，也见证了日本时代的变迁，其著作《日本史》（《Historia
de
Japan》）是重要的研究史料。弗洛伊斯于1532年生于葡萄牙的里斯本，十六岁时加入耶稣会，被派往印度学习，成为传教士。1563年到达西彼杵半岛的横濑浦，时年三十一岁。1565年进京。
1569年，弗洛伊斯会见了上洛成功的织田信长，获得了信长的信任。在信长的保护下，京都教会大为兴隆，建立了教堂，后来在安土城也建立了教堂。到1580年，京都地区信徒数字超过九州地区。
根据弗洛伊斯的报告信长对天主教颇感兴趣，会见传教士的次数，不少于三十一次。其中在京都十五次、安土十二次、岐阜四次。会见次数最多的传教士就是弗洛伊斯，有十八次，另外会见意大利传教士奥坎蒂诺（Orkandino）十七次。其余还会见过其他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传教士。
信长于弗洛伊斯的初次见面，是经家臣和田惟政介绍的，和田惟政是高山飞騨守的好友。1569年四月十九日（永禄十二年四月三日），弗洛伊斯与和田惟政在二条城的掘桥上见到了信长。弗洛伊斯献上了欧洲产的大镜子、美丽的孔雀尾、黑色的贝鲁特产的帽子和印度孟加拉产的藤杖作为礼物。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信长仅仅接受了帽子，并没有和弗洛伊斯会谈，仅招待了弗洛伊斯饮食后便离去了。
之后不久，信长在二条城的工事场正式会见了弗洛伊斯，并详细询问了许多有关天主教的问题。在后来弗洛伊斯的信中，也有有关信长的描述：
“信长是尾张国三分之二主君殿（信秀）的第二个儿子，统治天下时三十七岁。他中等身材，身体魁梧结实，胡须很少，说话调子很快。极度好战，军事经验丰富，极富名誉心，正义而严格。他对敢于侮辱他的人一定会施以惩罚，但也多次显示人情味与慈爱。他的睡眠时间很短，起床很早，没有贪欲，非常果断。战术方面也很老练，但非常性急，平常也会表现得情绪激昂。他能够听从家臣的忠言，但使其保持敬畏。喝酒但很节食，对日本的王侯非常轻蔑，但要求人人绝对服从于他，在战场局面对自己不利时仍然能够保持心气广阔，忍耐力强。他的理性思维很好，判断力强。对神佛礼拜、尊敬，轻视占卜迷信等异教。（他）起初属于法华宗，位居显位后听从禅宗的见解，相信灵魂不灭，来世的赏罚……他喜欢的东西有著名的茶器、良马、刀剑、鹰狩，与不分身份的人裸体相扑……”
1579年（天正七年）耶稣会派遣巡察师范礼安（亚历山德罗?瓦利格纳诺，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来日本领导传教事业，1581年谒见织田信长得到厚遇。范礼安确立了传教的制度，把日本分为京都、丰后、下（长崎）三个教区，包括京都、东山、东海、山阴、山阳、北陆、南海六个道。还设立了教育机关，培养日本传教士。在安土、有马设立神学校，在府内设立神学院，在臼杵设立修道院，宗教教育机关完备了。
至1583年，日本群国各地有教堂近200所，分驻所20多个，信徒也逐年增加，570年为二、三万人，1582年15万人。1590年20至24万人，1600年达30万人，1610年减少至22万人。信徒包括大名、武士、商人、农民、渔民等广大阶层，真正兴旺发达起来。
三、 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交流——天正谴欧使节团
正当日本天主教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按照耶稣会的巡察师范利安的建议，九州的天主教三大名大友、有马、大村第一次派遣使节去欧洲。根据弗洛伊斯的《日本使节罗马行记》和圣德的《日本使节对话录》，遣使的原因有三：
1。代表日本天主教向罗马教皇和葡萄牙国王表示敬意，并进一步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援，使日本的传教事业更加兴盛。
2。向教会和其他欧洲人汇报和证实日本耶稣会出色的传教成绩。
3。让将来可能成为日本教会领导人的日本少年亲眼观看辉煌的欧洲天主教文化，亲身体验教会的威严。
使节团有正副使节各二人，都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正使是日向伊东修理亮祐青之子，13岁的伊东满所（マンショ，Mangio?，1569-1612）和大村纯忠之弟千千石左卫门佐直员之子千千石?米开罗（ミケル，Miguel?，13岁），副使是14岁的中浦?裘立安（ベリャン，Perian?）和13岁的原?马罗奇诺（マロキノ，Marocino？）。除四名使节外还携带二名日本仆人，传教士美斯基泰和日本修道士乔治?罗耀拉随从。
1582年（天正10年）2月20日，在范利安率领下乘葡萄牙定期船离开长崎。由于搭船和等候风的关系，在澳门、科钦、果阿等地长期停留。在长期的航海中，少年学习了拉丁语、葡萄牙语及日本文学、音乐等，还有各地方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风俗、人情等，以扩大知识。并进一步学习天体观测法及观辰仪、平面球型图、海图和指南针的使用法和制造法。
抵达果阿之后，按照耶稣会总长的指示，留下范利安，其他人继续西行，绕过非洲好望角，1584年（天正十二年）8月到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当时西班牙国王兼任葡萄牙国王，因此又由陆路转道马德里，谒见腓力二世，递呈日本三大名的书信。其后从马德里到阿利坎特，再横渡北地中海到北意大利的利窝那港（Livorno），经比萨、佛罗伦萨，1585年3月21日终于到达目的地罗马，全程费时三年一个月。
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听说遥远的日本皈依天主教并派来使节，感到十分高兴，一个月前就宣布将日本传教的特权给予耶稣会，并在20年内每年赐予4000银币。
3月23日教皇接见使节团，四名少年使节在卫队和军乐队的护卫下骑白马进宫谒见教皇，进行“吻足之礼”的仪式。仪式完毕后参观罗马，沿途人山人海，欢迎从遥远国度来的使者，日欧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友好接触。
4月11日格列高利十三世逝世，24日西克斯图斯五世即位，使节团参加了葬礼和即位两大盛典。新教皇后来又接见了使节，每年赐给2000银币作为日本传教经费。罗马市民还授予伊东满所等公民权，列入贵族。使节一行在罗马逗留三个多月，受到欧洲诸侯的礼遇，参拜了各地的教堂，参观了学校、工厂和兵营，接触西欧的文物，对先进的西方文化赞叹不已，深受感铭。
使节团于6月初离开罗马，历访北意大利的威尼斯、米兰等城市。其后乘船到巴塞罗那，前往里斯本。1586年（天正十四年）离开里斯本，瓦利格纳诺在果阿迎接，带领同回日本。1588（天正十六年）年6月抵达澳门。
此时的日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天主教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坠入悲惨的命运。天正十年本能寺之变，保护天主教的织田信长自杀；1587年（天正十五年）5月，派遣使节的大村纯忠、大友宗麟先后去世，接着丰臣秀吉下达伴天连追放令。后来使节一行得到了秀吉的许可返回了长崎，那时已经是1590年（天正十八年）6月20日了，在国外历时8年5个月。
1591年（天正十九年）3月，由瓦利格纳诺带领使节团在聚乐第谒见丰臣秀吉，呈递印度总督的信件。但是印度总督所提出的要求——方便传教和缓和禁教一点也没有达到，从而使节团所带来的见闻也无机会发挥作用。不过，这次遣欧使节团打开了日本人的眼界，同时也加深了欧洲人对日本的理解，其意义重大。再者，使节携回的印刷机、地图、绘画、乐器、器具等欧洲文物，给日本文化和社会带来不小的影响。
四、 秀吉时代与第一次禁教——冲突出现
随着本能寺之变的爆发和信长的死亡，羽柴秀吉顺利地继承了信长的家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早在信长时代，秀吉就会见过外国人。在织田信长于二条城会见弗洛伊斯的十六天后，秀吉就曾于京都妙觉寺会见过弗洛伊斯。当时的弗洛伊斯正与日乘上人进行宗教方面的辩论。在辩论中，日乘上人非常兴奋，甚至拔出刀来要砍向弗洛伊斯。秀吉分身上前将两人分开，并夺下日乘上人的刀。这就是秀吉在南蛮人的记录中最早出现的场面。
1585年（天正十三年）夏，大坂城建成。由于大坂城所处地方是天主教发达地区，使得秀吉的侧近众中天主教徒为数众多。如秀吉的右笔安威五左卫门（了佐）、掌管财务的小西力佐（其子就是著名的小西行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名担任北政所秘书的，教名为马达莉娜（Mardarina）的女子，其日本名为“きゃくじん”。
众所周知，秀吉好女色是出了名的，这一点与天主教所提倡的一夫一妻制是相抵触的，因此，秀吉从本质上并不喜欢天主教的传播。但是由于秀吉需要与南蛮人进行交易，且当时的天主教传播并没有威胁到其统治，秀吉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容许天主教的传播，但也因此为禁教埋下了伏笔。
1586年（天正十四年）五月四日，日本耶稣会副管区长科埃略（Coerio）从九州访问大坂城的秀吉，翻译是弗洛伊斯。由于当时萨摩的岛津氏开始攻击丰后的大友氏，并多次进入大村、有马氏的领地。为了保护沙勿略以来苦心经营的天主教领地，科埃略特地前来请求秀吉征服萨摩的岛津氏。在会谈中，秀吉透露了其出兵朝鲜半岛的野心。秀吉称准备将日本交给美浓殿（羽柴秀长），自己则专心于朝鲜和中国的征服工作。秀吉准备建造船只二千只，并希望传教士协助在每艘船上安装两门大炮，提供航海士和熟练的水手。秀吉的要求令科埃略惊愕不已。
1587年七月二十四日，秀吉突然发布了传教士必须在二十日之内离开日本的，著名的《伴天连追放令》。当时是日本历的天正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事情的发生极为的突然，就在当天的白天，葡萄牙船的总司令官多明戈斯?蒙特罗（Domingos
Montero）还邀请了秀吉登上葡萄牙船，并献上了不少礼物。当天的白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十九日晚上，弗洛伊斯和科埃略在船上就寝。突然秀吉的右笔安威五左卫门（教名Simon）和小西行长的家来来到船上，将两人叫醒进行问讯。主要的指责包括：1.天主教是日本的邪教，受到广大日本僧侣的反对。2.天主教提倡将对日本人有益的牛、马等动物实用。3.南蛮人经常将日本人当作奴隶，卖往海外。
问讯结束之后，二人向弗洛伊斯和科埃略宣布了秀吉的命令所有传教士在二十天内离开日本本土的命令。
同日晚间，秀吉在箱崎的本营里传令，要求天主教徒高山右近放弃信仰。如果高山右近不放弃信仰，就将把他在明石的领地没收，并剥夺其大名的地位。结果右近不肯放弃天主教的信仰，秀吉没收了他的领地。
在发出伴天连追放令的翌日，秀吉就命令将耶稣会的领地长崎、浦上统统没收，成为秀吉的直辖地。并禁止竖立十字架，对长崎的町民课以重税。
说起秀吉禁教的原因，从根本上将还是西方殖民地性质对日本统治者的直接威胁太大。1587年（天正九年）秀吉九州征伐时，看到外国传教士在九州的势力，又得知长崎成为教会的领地，感到特别的惊慌，特别是害怕天主教在农民中传播后会引起一向宗起义的那样后果。当时的秀吉已经统治日本，需要想传统的帝王那样把自己神化，作为宗教上的最高权威。这正好与天主教的教义是相抵触的。
此外，关于秀吉禁教的原因还有很多，其中不可避免也相当可信的一条，是秀吉的好色。天主教提倡一夫一妻制，这使得好色的秀吉相当的难以接受。据传，秀吉在九州征伐时，曾经通过施药院全宗命令有马晴信献上领地里的美女。结果接到消息的许多天主教女子纷纷躲藏起来，而有马晴信也百般推托，此事也使得秀吉极为的恼火。
秀吉虽然禁止天主教，但并没有将事情做绝。他允许人民信教，允许葡萄牙人通商。但是禁教毕竟大大打击了耶稣会的发展，使得当时正极力希望进入日本的西班牙殖民势力有机可乘。当时正值西班牙殖民势力侵入东方，与葡萄牙争霸。西班牙的天主教派方济各会传教士趁机来到日本，在京都、大阪传教。秀吉由于要和西班牙贸易，对方济各会传教采取默许的态度。一时间方济各教会大为盛行，大有取代耶稣会的势头。
但是，方济各会也没有发展几年。庆长元年（1596年）发生了“庆长大殉教事件”。当时一艘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浦号”在从马尼拉到墨西哥墨西哥的途中遇难，漂流到土佐的浦户海岸。土佐国主长宗我部元亲派人把船拖到浦户湾，但由于船触礁，导致船身破裂，使货物四散流出，发生抢捞货物事件。日本当局派出五奉行之一的增田长盛到现场处理，没收了全部货物，并关押了船员。在审讯时，船长给增田长盛看世界地图，说西班牙如何强大，先派传教士传教，然后派军队，信徒做内应，合力征服日本。增田长盛向秀吉报告后，秀吉大怒，再加上葡萄牙人的挑拨，立刻下令逮捕天主教中的危险分子，接着下令逮捕京都、大阪的方济各会士和日本信徒24人，将他们送到长崎处死。。在途中，有两名信徒自动加入到殉教队伍中，所以殉教者共26名。
1597年2月5日，26名殉教者被押到长崎西坂的山冈上，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所谓的庆长大殉教。现在长崎车站附近的西坂山上有26圣人殉教纪念碑，同地26圣人纪念馆中有三木保罗等人的遗骨。
五、 庆长谴欧使节团
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完成了统一日本的事业，开创了江户幕府。由于家康奉行的是友好外交政策，西班牙的各戒律修道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等会士又从马尼拉来到日本传教，掀起了又一次的信教高潮。
天主教的再次传播，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第二次交流，即庆长遣欧使节团。
在正式介绍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第二次遣欧的主人公——伊达政宗的家臣支仓常长。
支仓常长，仙台藩士，生于元龟元年（1571年），卒于元和八年（1622年）7月1日，享年52岁，通称与市、五郎右卫门、六右卫门。支仓一族是平家的后代，祖先是常陆介平长隆的次子伊藤常久。文治年间伊藤家从属于陆奥伊达家之祖伊达朝宗，一直延续到14代稙宗和15代晴宗时代，和伊达家的渊源很长（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伊达与伊藤是同一起源）。伊藤家的治所是柴田郡2000石之地，住在柴田郡的支仓邑（现在的川崎町），因此就改以地名为姓了。支仓常长是支仓氏分支山口飞弹守常成之子，由于大伯支仓时正（千二百石）没有儿子，因此常长就成为时正的养子。年轻的时候，他受伊达政宗之命，从事大崎、葛西农民起义的镇压工作。另外，也参加了对朝鲜出兵的战争，并立下功劳。后来，时正的儿子出生，常长就分得了家中的一半——6百石。
由于曾在朝鲜战场上担任足轻与铁炮的组头，拥有远洋航行、适应异国环境和统率等能力，庆长十八年（1613年），支仓常长受藩主伊达政宗派遣，乘“圣约翰洗礼者号”海船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前往出使欧洲。常长的航行经过墨西哥、哈瓦那、古巴、西班牙，于元和元年（1615年）到达了意大利的罗马，并拜见了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常长本人更受到教皇的洗礼，被授予罗马公民权，位列罗马贵族之中。
元和四年常长启程回国，但由于当时日本幕府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严禁船只进入，常长最后于元和六年（1620年）8月孤身一人回到仙台。
回国后，由于幕府对天主教的迫害，常长一直郁郁不乐，两年后就去逝了。相传他死后葬于仙台北山光明寺，但是坟墓具体所在地一直不详。常长死后，德川幕府对天主教的打击和迫害一直未停止。宽永十七年（1640年）3月，常长的儿子支仓常赖、权四郎常道兄弟由于信仰天主教之罪与家臣与右卫门、太郎右卫门一起被处死。支仓一族从此就没有消息了，是否还有后人也就不得而知了。
纷乱的日本战国历史发展到1611年时，天下已几乎完全落入德川家的掌握之中，显赫一时的关白丰臣家已只剩下大坂周围地区的有限之地。雄据仙台一方的强大名伊达政宗是著名的权术家，早已随着大势而倒向德川一方。当年6月24日，西班牙人维兹凯诺（Vizcaino）在江户会见了伊达政宗。这次会见是思想开放的伊达政宗产生派人出使欧洲这一想法的契机。维兹凯诺非常赞成政宗的想法，并于日后参与了船只的建造以及出使活动。由于6月24日是天主教中洗礼者圣约翰的纪念日，因此船就被命名为“圣约翰洗礼者号”，来纪念两人的这次会见。1617年3月13日，在西班牙驻墨西哥总督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件中，船名“圣约翰洗礼者号”首次被人正式提起。
在西班牙人维兹凯诺和德川幕府船手奉行的指导和协助下，伊达政宗开始派人建造这艘远洋船。造船所用的木材全部出自仙台藩，主要是用来做船的外板和甲板。舢板的木材用的是气仙、东山（岩手县东磐井地区）的木材；曲木用的是片浜通（气仙沼地区）、磐井、江刺等地方的木材，利用北上川将木材运到工地。
庆长十八年（1613年）9月15日，此船建造完成。它被用来进行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赴欧洲的外交航行。这在日本历史上，是与国际进行交流的一次重大实践，迈出了一大步。根据《伊达治家记录》一书，为了建造这艘大船，伊达政宗动用了大工800人、锻造冶炼工600人和杂役3000人，花了45日才建造完成。建成后的“圣约翰洗礼者号”
全长55.35米，主桅杆长32.43长，船体长（外壳）47.10米，前桅杆长28.05米，船长（内部）
34.28米，后桅杆长18.19米，龙骨长26.06米，船整体宽
11.09米，模宽10.91米，船体深4.55米，吃水深3.80米，龙骨底部到主桅杆高48.80米。
船分为船舱、主甲板、上甲板和船尾楼甲板四部分。船舱用来放置预备用的帆布、缆绳、木桶装的食品与水、以及各种压仓物。上甲板的船头部分，是船员吃饭的地方；船尾两边是用来放航海用具的地方，和船长路易斯?索提洛（Luis
sotelo，西班牙传教士）住的房子，船只的航行就是在这里做决定的。船尾楼甲板是支仓常长与司令官维兹凯诺的住所。虽然这并不是一艘战舰，但在主甲板上仍装有8门火炮用以自卫，还有桅杆、锚的起重机等物件，航行时的一般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圣约翰洗礼者号”非常坚固，完全可以在载员180人的情况下在太平洋上做两次来回穿越。它证明在当时仙台藩的造船技术已经超过了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等世界上著名的造船地。同时，它也是现在唯一能复原的15-16世纪时期日本远洋船只，所以非常珍贵。也许，它是日本历史上最后、同时也是最大的一艘木船了。
1993年10月是“圣约翰洗礼者号”首航38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宫城县将该船重新复原，并建造了博物馆。现在，这艘船作为当年它的乘客所执行的外交任务的象征，已经成为了宫城县乃至日本全国的重要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
1613年10月28日，支仓常长一行乘坐庆长遣欧使节船“圣约翰洗礼号”，从牡鹿郡月浦湾（现石卷市）出发，向罗马开船了。“圣约翰洗礼者号”共有船员180人，具体情况如下：使者团支仓常长等仙台藩士12人；幕府家臣向井将监及其家属10人；船长路易斯?索提洛；司令官维兹凯诺；南蛮水手40人；以及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
经过90多天的航海，船队成功横渡太平洋，到达当时西班牙的领地、墨西哥亚加布尔科港。随后，他们又经过古巴、哈瓦那、到达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并谒见了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然后前往罗马，希望能拜见罗马教皇保罗5世。
1615年11月3日，支仓常长到达罗马，并在梵蒂冈谒见了教皇保罗5世，并呈交了伊达政宗的手书，表示希望以同意天主教在仙台领内的传播来换取与西班牙领地的通商。教皇非常高兴，向常长授予罗马荣誉市民的称号，位列罗马贵族之中。并同意了派遣传教士到日本去，在仙台建立“奥州传教区”。同时，他也同意将通商的请求转交西班牙国王。
带着教皇的好意，支仓常长又起程前往从西班牙。长期的海上航行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而一路上旅费的缺乏也让他非常苦恼。在随后的3年里，常长为了得到通商许可而在西班牙和罗马之间不断往来奔波，努力实现自己的使命。但直到最后，他发现怎么也得不到确实的答复，只得不甘心地回国了。他先从西班牙经墨西哥于1618年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但这时德川幕府已经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严禁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因此“圣约翰洗礼者号”无法入境。常长只得在马尼拉设法先到长崎，在长崎孤身一人转坐其它船只回到仙台。那时已是1620年9月22日了。但是，等待着回国的支仓常长的，是德川幕府对天主教的禁教令。这对常长的打击非常大，他的表演舞台也消失了。回国2年后，他于1622年7月1日郁郁而终。
事件的经过介绍完了。但关于这次出使的目的，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谜。一般的说法是：伊达政宗希望通过允许在领地内允许天主教的传播，拉近与天主教国家的距离，促进仙台地区的对外贸易，增强实力。但有历史学家认为，伊达政宗只是表面上的执行者，实际上这次出使是由德川幕府所指示的，目的除了希望促进贸易以外，还希望侦察到各“南蛮国”（即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以南亚洲各国）的情报，为将来攻打这些国家做准备；同时，这样又可以为日本开辟新的外交渠道。也有人认为，这次出使，是不愿意屈居幕府之下的伊达政宗的计谋，希望能通过与西班牙同盟的方式，借助外力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以达到倒幕的目的。总之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但不管怎样，这次出使，在日本的外交、航海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事件，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六、 冈本大八事件——第二次禁教的导火索
自从关原合战之后，由于德川家康的外交政策，使得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等国得以在日本发展殖民地，也使得天主教再次发展起来。各国为了争夺更多的权力，明争暗斗，生出许多事端。而当时的德川幕府的统治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天主教的传播对幕府的统治也开始出现不利的作用，使得第二次禁教越来越显得必要了。
第二次禁教的导火索，就是冈本大八事件和平山常陈事件。
冈本大八事件的中心人物，是九州的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事情还要从有马晴信的葡船烧讨事件说起。
1608年（庆长十三年），一艘有马晴信派遣的朱印船，与中国贸易后，从占城返回。途中因为风向原因而停靠在当时葡萄牙的领地澳门。同时，另一组以掠夺中国船为目标的日本人，因为从东京（不是日本的地方）返回的途中避难，也停留在澳门。
两组日本人，不顾葡萄牙官方明令的禁止，携带武器在市中心横行，并且引起了因为日葡商人之间由于货物买卖发生纠纷，将前来仲裁的葡萄牙判事官打伤的事件。以此为导火索，发生了日本人骚动，最终暴动被葡萄牙官方彻底镇压，当时的指挥官是安东尼?佩萨（Anthonny
Pesha？）。而有马晴信派遣的朱印船中的日本人，在逃跑中被葡萄牙军方开枪打死。其中一名还被认为是首谋者而被逮捕。虽然之后日本政府派人解释，葡萄牙当局最终没有理会而将当事的日本人处以绞刑。
1609年六月，佩萨的船耶稣号（Jesus）进入长崎港贸易。当时，长崎对澳门的贸易，通常由葡萄牙人把握主导权。由于佩萨曾杀死有马晴信的部下，因为葡萄牙方面的报告而详知暴动事件的长崎奉行长谷川左兵卫和长崎代官村山等安，希望借由这个借口，把握澳门—长崎间贸易的主导权。
1610年（庆长十年）一月三日，双方在耶稣会的教堂进行最后的谈判，由于葡萄牙方面佩萨的态度强硬，不愿降低商品的价格，导致谈判最终破裂。当时的有马晴信已经将澳门暴动事件报告了家康，并获得了捕获耶稣号的许可。
一月三日傍晚，耶稣号停泊在港内，大多数的船员在陆地上休息。佩萨获知日本方面要对他不利的消息，要求船员在长崎港封锁之前回到船上，最后仅50余人回到船上。当时正在挂西北季风，风势很大，而且正处在涨潮期，船只无法出海。佩萨只得要求船员作好出发准备。
而在这个时候，有马军以六艘安宅型军船为中心，动员了无数小船的“舰队”已经完成了对耶稣号的包围。
根据耶稣会的记录，晚上八时，耶稣号起锚，趁着潮水退去的机会开始离开长崎。有马军立刻作出反应，攻击开始。
有马军的第一阵，是由三十余只小舟从三个方向逼近耶稣号，用弓箭和铁炮向耶稣号射击。耶稣号方面以五门大炮回击，一时间将有马军的小船打的粉碎。有马的第一次攻击，就在小船的四散逃走下结束。
耶稣号虽然获得初战的胜利，但是由于受到季风和潮汐的影响，逃跑速度一直非常缓慢，根本无法甩开追击的有马军。为了等待合适的风，耶稣号先后在户町、神崎鼻等地停泊，给了有马军相当充裕的追击时间。
一月六日，有马的追击军终于将耶稣号包围，最后的攻击战开始。有马军以比耶稣号高出许多的大型楼船围住耶稣号，从楼船上掷下铁钩钩住耶稣号以限制其行动。楼船上的士兵，以五百枝以上的的铁炮向耶稣号射击，附近的小船也以火箭、铁炮射击。作为回击，耶稣号的船员以一种火焰筒（以铅之类的金属容器制作的炸药，有导火线，类似于手榴弹）向敌船投掷。由于距离过近，大炮无法使用。结果，一名手持火焰筒的士兵由于中弹，导致火焰筒在甲板上爆炸，并引爆了其他的火焰筒，点燃了船的尾帆。
佩萨自知必死，在做了祈祷之后，下令点燃火药库。随着一声巨响，耶稣号从中间裂开为两段，沉没到了海底。
有马晴信负责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受德川家康的命令，使用的是幕府的资本，由于澳门暴动事件，使得日本方面损失了许多货物，令德川家康极为的不满。这次烧讨葡船之后，有马晴信就贿赂了德川家康权臣本多正纯的旗本冈本大八（教名保罗），希望获得肥前的藤津、彼杵、杵岛三郡的领地。但冈本大八贪图有马晴信的金子，对晴信加以敷衍。一年以后，冈本大八诈骗的事情败露，本多正纯收冈本大八下狱，冈本在狱中向幕府指控有马晴信，称其仍然信天主教。当时的德川家康已经下令禁止家臣信仰天主教，由于冈本大八和有马晴信两人都是天主教徒，家康大怒。1612年（庆长十七年）三月，冈本在阿部河原受火刑而死，晴信被流放至甲州都留郡。冈本大八事件的告发者，本多正纯又与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广合谋，再次起诉晴信之罪，家康遂于同年五月将晴信赐死。晴信由于是天主教徒，拒绝自杀，在举行宗教仪式后，命令家臣将他杀死。晴信的妻子也是一个虔信者，为晴信守墓三年，后受家康终身监禁。
以此事件为导火索，1612年（庆长十七年）八月，下达了第一次全国禁教令，命令将各地的教堂破坏，逮捕教徒并强迫他们改宗。1614年，将天主教大名高山右近等148名天主教徒流放马尼拉，拒绝改宗的教徒被捆在草席里游街，甚至被倒吊而死。
1616年（元和二年）八月，二代将军秀忠发布“元和二年禁教令”，全国上下严禁信仰天主教，凡窝藏传教士的要用火刑处死，并没收家产。1619年（元和五年）十月六日，52名信徒在京都被处以火刑。
七、 平山常陈事件——锁国政策的开始
1620年（元和六年）发生了标志着日本开始奉行锁国政策的平山常陈事件。
平户岛全岛的面积约为165平方公里，其中的大部分以观光胜地平户而闻名，在港的中央也仅仅有很小一块区域。但是，在这么巴掌大的地区内，却有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英国与荷兰在这里建立了商馆。
时至今日，从平户口坐船进入平户港，在右手方向还可以看到用石料堆积砌成的荷兰的码头的遗迹。在更靠右边的地方，则是被称为“常灯之鼻”的荷兰灯塔的遗迹。三百年过去了，夜间闪耀着微弱灯光的长明灯，依然照耀着白天还随风招展的红?白?蓝三色旗。
相应地，英国的商馆的遗迹，现在已经很难再看到了。由于经营不利，以及英国意外地很早就放弃了在日本的利益，使得仅仅可以从现在荷兰海牙文书馆收藏的《元和七年平户古图》中，以及现在的亲和银行到平户市政府一带了解到一些英国商馆的遗迹。
在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时候，众所周知，是属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两大航海大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大旧教势力之间争夺领地的时代。但是，在进入十七世纪之后，新的势力荷兰与英国开始抬头。这新兴的两大势力，结成的现在的股份公司的前身，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利用有组织的商业活动，征服了旧教势力。
英荷两国在东南亚各地展开了激烈的势力范围争夺战，虽然荷兰与英国之间，还是存在共同的敌人的。但是至少的1620年这一年，两国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而是在潜意识中将对方互相看作敌人而不是朋友存在。而值得注意的是，互相敌视的两国，却共同生活在这狭小的的平户。两国的商馆之间的距离，以现在的速度步行计算的话，仅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正如安置着定时炸弹一般，矛盾一触即发。
1619年，荷兰舰队捕获了两艘英国商船天鹅（Swan）号和亚特兰提斯(Atelantis)号，并将其押送到了平户港。当时有数名被荷兰传俘虏的英国籍水手逃走并向英国商馆求救，英国商馆馆长里查德?科克斯（Richard
Cocks）以荷兰行为不当为由，向平户领主松浦隆信投诉，不久又向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上诉，但是得到的回答，却和往常一样：“外国之间的争斗，与我国没有关系“，结果，这起英国商船在日本领外被捕获的事件，幕府和平户藩均拒绝介入。
无奈的科克斯，只好向敌方荷兰商馆提出抗议，但当时气焰嚣张的荷兰商馆根本没有理会英国人的抗议，反而要求英国商馆交出逃脱的英国水手，同时纠集了荷兰水手约600余人袭击英国商馆。根据当时的记录，袭击相当的强烈，“一天之内攻击了三次“。
当时，平户的居民却支持英国方面，如同捅了马蜂窝一般，掀起了极大的骚动，使平户藩主松浦隆信极为震惊，身着甲胄具足亲自调解骚乱要求双方采取冷静的态度。
但是，当时已经到了为英荷之间的争夺划上休止符的时候了。1620年7月，众所周知的“英荷反西同盟”在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成立。隆信与平户的住民的心里都松了一口气。而这些人中最高兴的就是平户英国商馆的馆长理查德?科克斯。自从来到日本以来的六年内，科克斯为了英国的利益和名誉，不停地努力工作。但是由于英国的对日贸易不停地受到在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均占压倒性优势的荷兰的迫害，经常呈现赤字状态。而在本国的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中，也出现了考虑将平户商馆闭馆的说法。
知道“荷英同盟”成立的消息后，科克斯非常地高兴，并说：“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吧”。
但是，还没有等科克斯平抚高兴的心情，当年的8月，关系到荷兰英国两商馆存亡的事件发生了，也就是俗称的“平山常陈事件”。
1620年8月4日清晨，一艘英国船停泊进入了平户的川内浦，船名是伊丽莎白号（Elizabeth）。不久英国船月光号（Moon）、荷兰船破晓号（Draw）也于当天迟些时候抵达，从川内浦入港。而这时，伊丽莎白号却意外地捕获了从吕宋归港的平山常陈（Jochim）的朱印船，并将其带回港内。
这些舰船，是同年5月从巴达维亚荷英同盟基地出发的，由五艘荷兰船、五艘英国船编成的联合防御舰队的一部分。这些舰队三三五五地从巴达维亚出港，以捕获西班牙、葡萄牙船为目标在中国沿海各地搜索。5月30日起，荷英当局下令严令禁止捕获日本船，但中国的容克式帆船并不在此列。
当时平山船被捕获，是因为被误认为是中国式帆船（也叫容克式帆船、沙船、平底船）。由于平山船是仿造中国式帆船制造，又是从西班牙的殖民地马尼拉出发回日本，因此被伊丽莎白号误认为中国船而捕获。当时的伊丽莎白号的总指挥官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相当地尴尬。
但是在检查平山船的时候，亚当斯却有了意外的发现。船底除了积载着鹿皮等货物外，还有两名以西班牙商人身份企图潜入的传教士，奥古斯丁会的传教士佩德罗?德?兹尼加（Pedro
de Zuniga）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路易斯?弗洛雷斯（Luis Froles）。如此事态就完全改变了，原本非法的捕获行为，成了协助逮捕日本国禁止的犯人的行动。亚当斯认为捕获行为非常正确，将平山船作为荷英的共同捕获物，决定将其带往平户。
在捕获了平山常陈船之后，先后有三个方面的势力开始活动。
第一股势力，是以理查德?科克斯和雅克斯?斯伯克斯（荷兰商馆长）为代表的荷兰?英国。为了将事件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解决，他们派遣了两名荷兰人和两名英国人组成使节团前往江户幕府。希望通过这次事件，获得江户方面的赞赏，并得到通航通商的许可证，同时对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势力予以最大限度的打击。
第二股势力，是以长崎代官末次平藏为首的日本贸易关系者。末次家原先是博多的商人，一向与外国贸易者素有来往，由于与葡萄牙方面的长期接触，使得其利益也和葡萄牙的兴衰绑在了一起。因此，末次平藏与被保释的平山常陈一起，亲自赴江户解释，并宣称荷兰和英国的行为是海盗行为，希望幕府加以禁止。同时，平藏多方收集证据，证明两名传教士是商人，是来长崎做生意而不是来传教。
第三股势力，多方设法营救两名传教士的西班牙的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团体。
在这次事件中，最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平户当时的藩主松浦隆信。当时隆信的立场相当地复杂。平户的繁荣，主要是依靠荷兰英国两国的商馆存在，就这一点而言，隆信当然是支持科克斯一方的。但是，隆信又必须考虑与长崎的末次平藏的关系。虽然当时幕府禁止西国大名介入贸易，但松浦隆信仍然和丰后的松仓重政一起，暗地为末次平藏的朱印船贸易下了不少的投资。最终，松浦隆信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选择支持末次平藏一方。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在隆信做出决定的过程中，他的母亲松东院起了巨大的作用，松东院是天主教大名大村纯忠的第七个孩子，十二岁的时候嫁入平户的松浦家。三十余年来，松东院从未屈服于其狂热的真言宗信徒舅舅松浦法印镇信的压力，一直坚持信仰天主教。由于松东院的存在，无疑也给了儿子松浦隆信无形的压力。
由于松浦隆信的加入，使得幕府方面不完全相信荷兰和英国方面的说法。之后幕府方面对平山常陈和两名传教士严刑拷问，但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事情就这样一直拖了两年。两年间荷兰?英国和葡萄牙?西班牙不断发生纠纷，令幕府方面十分恼火。最后，幕府于1622年判决将平山常陈和两名传教士在长崎处以火刑，12名船员全部斩首。
英国方面蒙受的巨大的损失，1623年3月的“安汶大屠杀”导致英荷联盟的破灭，荷兰人将英国驻安汶的商馆人员八名和六名日本人绞死，1624年8月17日英国驻海牙大使提出正式抗议，导致同盟正式破裂。科克斯则被召回巴达维亚问讯，最终以其“欠缺经营能力”、“不负责任”、“怠慢业务”等罪名宣布关闭在平户的商馆，解除科克斯的职务，没收其财产并遣送回国。1623年二月二十四日，科克斯乘三桅帆船安?罗伊尔号（An
Royal）离开巴达维亚回国，郁郁寡欢的他于一个月后的三月二十七日在船上病死，葬于印度洋中。
平山常陈事件，标志着德川幕府正式开始大规模严厉镇压天主教。事件结束一个月后的1622年九月十日，幕府又在长崎西坂的山上将七名西班牙传教士、一名意大利神父、13名日本传教士、出租房屋给传教士的日本人三名和朝鲜人一名，总计二十五人处以火刑，在火刑柱前斩首的日本信徒有30人。这就是所谓的“元和大殉教”。现在的罗马伊尔?吉士（Al
Gesu）教堂类还保存着一幅描绘这次殉教的图画。
由于幕府严厉镇压天主教，自1549年随着天主教传入的西方文化（南蛮文化）也很快趋向衰落，最后濒于消亡。
八、 宽永锁国与岛原之乱——天主教的最后奋迅
江户幕府为了禁止天主教和控制贸易，自1616年起不断地发布禁教令，但仅仅是禁教而非锁国。真正的锁国，是由第三代将军家光于1633年（宽永十年）至1639年（宽永十六年）先后五次下达的宽永锁国令开始的。
这五次锁国令，不但禁止了天主教的信仰和传播，而且连日本人出海和海外日本人回国也要被处以极刑，到后来甚至连通信和赠答礼物也为违法行为。紧接着，幕府禁止西班牙、葡萄牙船来日，违反者处斩罪，商船破坏。1639年日本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完全断绝往来，锁国体制确立，荷兰支配东方贸易的政策成功。当时的幕府仅仅允许与中国和荷兰船只贸易。为了防止本国人与外国人接触，幕府在长崎设立了唐人町和出岛。荷兰人除出岛以外不得自由活动，不得雇佣外国人，荷兰商馆长每年必须更换，丝割符（由政府发给的准许垄断生丝贸易的证明书）同样适用于荷兰。日本的锁国体制完成，西方文化从此只有从长崎这一小窗口偷偷传入日本。
在锁国期间，天主教徒受到残酷血腥的镇压，日本天主教徒的数量急剧下降。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偷偷信仰天主教，其中以天主教主要的根据地九州为主要集中地。也就是这里，爆发了标志日本天主教徒最后一次奋迅的岛原之乱。
当时的九州岛上的岛原藩的藩主是松仓重政，他奉幕府的指令，对领内的天主教徒实行残酷镇压。1630年重政死去之后，其子胜家继任家督，更加残暴地对待天主教徒。
1634年（宽永十一年）起，岛原、天草地区连续发生天灾，导致民不聊生。在幕府的残暴统治之下，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农民，终于爆发了江户时代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岛原之乱。
岛原之乱的领导人天草四郎，本名益田时贞，父亲益田好次是小西行长的家臣。后来时贞被过继给天草甚兵卫，改名为天草时贞。天草自小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且外表俊秀。有一位相士曾对天草说：“阁下面相尊贵，本应掌握天下，只可惜生在德川时代，难成大事。”
天草接受天主教思想，在民众中宣传“天地本同根，万物是一体，其间并无尊卑之别”的教义，被教民奉为“天童”。宽永十四年（1637年），天草四郎领导了岛原、天草起义，史称“岛原之乱”。
岛原之乱的领导人，大多是在大坂冬、夏之阵中逃出来的浪人，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他们在失去主君之后，逃到了天草地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出仕天草家、志岐家的“天草五人众”等豪族。他们招募各地浪人，最终推举天草四郎作为总大将。
在天草四郎的领导下，起义军迅速占领岛原半岛南部的原城，于城上竖立起十字架，挂上画有十字架和圣像的旗帜。据统计，参加起义的岛原、天草农民共三万七千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为一万三千余人。
12月9日、12日，幕府先后接到岛原、天草农民起义的消息，急忙派遣板仓重昌为幕府专使，赴九州领导镇压起义军。板仓到达九州后，对起义军发动两次进攻，但均以失败告终。因此，幕府又派谴松平信纲前往九州督战。获此消息后，板仓感到幕府对自己不信任。宽永十五年（1638年）元旦，在松平信纲到达九州之前，板仓对原城起义军发动了突击进攻。但是在天草四郎领导的原城义军的奋力抗战下，板仓军队大败，损失三千九百余人，板仓重昌战死。
松平信纲到达九州后，以板仓的失败为教训，采用包围的战术，企图等待城中粮尽，义军自动瓦解。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办法的幕府居然乞求荷兰人炮击原城，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而这种乞求外援背叛民族的行为却遭到了义军的唾骂与不齿。
然而，由于围城，粮食缺乏，义军战斗力大大下降。宽永十五年（1638年）2月28日，幕府军发动十余万军队对义军发起总攻击，因饥饿力衰，义军大败，原城陷落。天草四郎及其属下全部义军壮烈战死。岛原、天草农民起义宣告失败。
岛原之乱结束后，幕府的各藩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松仓家的当主被判斩首之刑，天草领的领主寺泽高坚被减封，后来在江户发狂自杀。
岛原之乱的失败，是天主教最后一次在日本中世的历史舞台上出现。天草四郎领导的起义军，依靠着虔诚的信仰，可以用不到一万五千人的兵力抵挡十余万人的幕府军队近一年，可见当时九州地区天主教徒信仰的坚定性。此后，对于天主教的信仰完全转入地下，人数也非常少。自1549年以来传入日本的天主教几乎消失，历时仅仅不到90年。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天主教才重新开始抬头，并飞快地传播开来。
后记：冲突、交流、融合、进步及其他
纵观天主教在日本中世的近百年的传播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时间段。1549年-1570年，是天主教在无数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下，开始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民所接受的发展阶段；1570年-1587年，是天主教在日本飞速发展的鼎盛阶段；1587年-1638年，是天主教受到统治者的迫害而趋向消亡的斗争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开始传播到逐渐被日本人民所接受，用了足足21年的时间；而其兴旺发展的时间只有17年，之后的51年，都是在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度过的。这说明，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状况下，天主教的教义思想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虽然很难被人民立刻接受。但是人民一旦接受了天主教的思想，就能够体会到它的好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广泛传播开来，甚至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统治。同时，正是因为这一先进的思想过于先进，它不适合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它一定会被加以破坏和排挤。因此，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的90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为生存而挣扎。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天主教能够迅速传播的原因。
第一，天主教能够迅速传播开来，与战国大名的利用是分不开的。耶稣会的传教方式是自上而下式的，他们以贸易利益为诱饵，吸引大名信教。而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大名们急需战略物资和增加财富。但当时国内贸易由于战乱无法进行，与明朝的勘合贸易因为倭寇的扰乱而断绝，只有依靠南蛮贸易维持经济，而接受天主教是获得南蛮贸易的先决条件。因此许多大名对天主教表示欢迎并带动领内百姓信教。这充分地助长了天主教传播的速度。
其次是传教士自己的努力。当时的耶稣会成立不久，成员充满朝气，坚守清贫、贞洁、服从、献身于传教事业。他们绝大部分是道德高尚、学问渊博的人，与墨守成规、贪图安逸的佛教僧侣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传教方式日本化。大部分教堂使用的是原先的佛寺，仅仅更换里面的佛像、祭坛等。传教用语也尽量借用佛教，以深入人心，传教士必须先学习日语和日本的思想文化风俗，穿和服，不吃肉，尽量迎合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同时天主教还广泛开办社会慈善事业，如设立医院、孤儿院、赈济灾民等，收到很好的效果。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天主教顺应民心。当时的佛教各宗分裂，互相抗争，僧侣为了获得利益而奔波，佛教远离了一般民众要求的“安生立命，救济教化”的宗教宗旨。再加上世道混乱，民不聊生，似的人民对佛教丧失信心。相反地，天主教的教理简单，强调博爱平等，适应被压迫民众的心理，从而对天主教产生了好感。这一点是天主教被日本人接受的最根本的原因。
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给战国时代的日本带来的极大的变化，使日本从一个国家变成了世界大家庭的一部分。天主教所带来的南蛮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①社会思想
在伦理道德方面，天主教所带来的思想大多与日本的封建理论格格不入。天主教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重视贞节反对淫乱，这严重地破坏了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秩序。天主教强调个人的人格和家庭的神圣，这与日本的抹杀人格、家庭附属国家的封建准则相对立。天主教还主张兄弟之间平等友爱，这与封建的长子继承制度相违背。
当然，天主教思想也有与日本封建思想不对立的地方。如教导信徒孝敬父母，开展慈善事业，考虑妇女的婚姻自主和解放，尊重人格，救援奴隶并设法防止贩卖（被救出的奴隶、朝鲜战俘和孤儿超过2000人）等。
日本封建社会的一大重要支柱是主从关系。主君对家臣有绝对权威，家臣绝对服从主君。对反叛的家臣的处罚一般是赐予切腹。但是天主教认为生命是神的恩赐，自杀是对神亵渎的犯罪行为。因此信仰天主教的武士公开拒绝切腹，破坏了严格的主从制度，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支柱。
同时，天主教的传播，也带来了哲学、法学、论理学、法律学、神学等欧洲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通过神学院被传入日本人的心中。其中最著名的哲学书籍，就是1605年耶稣会日本传教士不干斋巴鼻庵（Fucan
Fabiao,1565-1611）的《妙贞问答》。
②文化教育
当初沙勿略来日本传教时就计划在山口城建立学校，但是因为资金的短缺而没有实现。后来托雷斯实现了他的愿望，从1550年起在各地建立了学校，隶属于教会，不久后就成为全日制的初等学校（小学），深受农民的欢迎。学校里除讲授教理外，进行读书识字写字等教育，有时还编成唱诗班或演出宗教剧。教堂在农村起了托儿所的作用。
另外，根据范礼安的建议，还在有马、安土等地设置了神学校（Seminario），培养日本的神职人员和教育上流阶层的子弟。除学习哲学、神学外，还传授基础课程。有马、安土、山口、长崎等地的神学校，总共培养了200余名日本传教士。在府内还设有神学院（Collegio），相当于大学程度的教育机关，是为了培养祭司而设立的。在开设期间曾设哲学、神学、自然科学、古典拉丁文学、日本文学、佛法等学科。这是日本史上最早的西方思想和学问的移植，给后来的兰学影响很大。
耶稣会为了培养外国的传教士编撰文典、辞典和教科书，为培养日本传教士撰写神学校和神学院的教科书，同时为了广泛传教写作教科书。这些书籍的编写，大体都在府内神学院进行。在24年间出版了100多种书籍，对后世有重大影响，但仅存的只有32种。
另外，耶稣会对日本各方面进行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带来了西方近代学术研究方法。产生了《东印度教会史》、《日本史》、《日本大词典》等一系列的学术著作。后来的多明我会也产生了《日西辞典》等著作。
③文化艺术
天主教给日本文化艺术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绘画、工艺、建筑、音乐等方面。
文学，指的是天主教文学，主要是传教士从传道及语言学研究出发的翻译和著作。在沙勿略开始传教到范礼安带来印刷机为止的40年间，出现了许多如神创造天地、耶稣降生、传道和复活等宗教文学，但没有遗存下来。后来范礼安带来印刷机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天主教文学，其特点是：形式为对话形式，采用口语体，以平假名为主，文章通俗易懂，译语方面创造了日欧混合语，原文用假名拼音，语调佛教化。比较著名的有日译本《伊索寓言》和罗马字本《平家物语》。锁国令发布后，天主教文学进入潜伏期。
沙勿略传教时，曾带来圣母画像，后来由于需求量大增，从海外输入已经不可能。1583（天正十一年）意大利人吉奥瓦尼?尼古拉（Giovanni
Nicolao）来日传授西洋画，培养了如狩野良庵、土佐道尾、耶科保丹羽等一匹日本最早的西洋画家，油画、壁画、铜版画等技法正式传入日本。起初主要是《三圣人像》、《基督诞生图》等宗教画，后来出现了以装饰用的屏风画为主的世俗画，如《西洋风俗图》、《南蛮屏风》等。
由于南蛮趣味的流行，出现了西洋构思的漆器、陶器和金属工艺品。特别是漆画，被称为“南蛮漆艺”，西洋风味浓厚。另外还现存许多所谓“踏画”，制作技法高超。
建筑方面主要是教堂，风格是日本式和欧洲风格的融合，有许多建筑使用至今。
西洋音乐也随天主教传入日本，进行的多书宗教音乐，以声乐为主。许多西洋乐器也随之传入日本。据说秀吉就曾经对西洋乐器大感兴趣。后来许多乐器日本当地就可以制造，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当时的神学校中的学生在做完弥撒之后，都要唱祷文和圣母颂，使得神学校开展了音乐教育。
④科学技术
南蛮文化对日本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科学技术方面，它从天文历学、医学、造船术、等各方面给日本带来崭新的知识。
天文历学方面，为了证明天地创造主，神的存在，采取以天文学为中心的自然神学的方法，对民众灌输科学知识和合理精神。对日本人对各种自然现象产生的疑问，给予令人满意的解答，获得大家的信任，使得天主教可以顺利地传播。另外，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为了参加以复活节为中心的节日活动，必须引进阳历，于是颁布了天主教历。对一般信徒讲解的天体运行和地球论，也使日本人首次接触到了欧洲天文学系。其宇宙观学说令当时的日本人十分满意。当时的神学院也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天文学家，并备有浑天仪等天文仪器。1612年斯比拉诺还与澳门的耶稣会士呼应，进行了月蚀的测量，留下了日本最早的学术记录。
耶稣会最早进行的科学活动就是创办医疗事业。最初开设山口救贫院，后因为陶晴贤的叛乱被烧毁。1556年阿尔梅达在府内设立了孤儿院，得到好评，后又将两幢耶稣会的住宅改建为施疗院，分为内科、外科、儿科和麻风病专科，阿尔梅达任主治医师。他出生于里斯本，1548年医科大学毕业并取得外科医生开业证书，有较高的医疗水平。之后由于教会的大发展，在各地都出现了医院，并很快形成了有特异传统的南蛮医学，特别是南蛮外科，出现了粟崎道喜、中条带刀、坂本养安等著名的西医。现存的最古的南蛮派医书是1619年（元和五年）山本玄仙的《万外集要》。
另外，由于天主教传播所同时带来的贸易，使得日本在地理学、军事技术、造船航海术、土木建筑术、采矿冶金术、活字印刷术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大大地推动了日本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对日本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花费了两个多月写下这篇文章，现在回头看看，当初起的题目实在大的吓人，资料搜集的又不是很全面，仅仅可以从中对天主教的传播过程有一个一般的了解。但是，综观整个天主教的兴衰史，还是有颇多感触的。
天主教的传入，给日本的社会文化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经济、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接纳天主教的传播，就等于接纳了南蛮的贸易；获得南蛮的贸易，就可以更快地发展本地的经济。纵观日本各地的大名，只要是接纳了天主教的，其经济发展速度都快于普通大名，而且不容易被灭亡。南蛮贸易是天主教带来的附属品，但是却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南蛮贸易，带来了欧洲先进的武器装备，其代表性物品就是铁炮。铁炮的传入，大大改变了日本传统的作战方式，同时使得拥有铁炮这一先进武器的大名强盛起来。军事的发展，使得许多亲近天主教的大名逐渐掌握了政权，也大大影响了日本当时的政治格局。虽然表面上看，这些变化都是来自于南蛮贸易，但是天主教在其中的影响是巨大的。
天主教毕竟是一种思想，长期传播肯定会影响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活动。不难想象，如果一个有实力的，虔诚的天主教大名统一了天下，日本的社会信仰会变成什么样。而那些传教士为了把日本变成天主教国家，肯定也作过类似的努力。例如山冈庄八的《伊达政宗》中就有西班牙传教士就曾经想扶植松平上总介忠辉当上将军的描述。毕竟，国家的领导人是天主教徒的话，传播宗教将非常方便。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的威胁，导致了天主教在日本的消亡。
众所周知，秀吉并不欢迎天主教，家康是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为了能够获得经济利益，他们可以容忍天主教的传播，毕竟初期的传播并没有影响到其统治。然而，天主教徒人数的飞速增长，使秀吉惊慌不安，也让家康头痛。如果纵容下去，当天主教传遍全国的时候，一旦某天主教大名起兵反叛，全国的天主教徒都会响应，这要比平常的一向一揆更加可怕，因为反叛势力很可能获得外国军队的支持，英荷葡西都在对日本这块肥肉虎视眈眈。禁止人民信仰天主教，让他们信仰容易控制的佛教是必然的结果，秀吉和家康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秀吉和家康在完成统一大业，国内战事基本消弭，进入经济发展阶段之后，立刻着手禁止天主教的原因。而且可以看出，秀吉和家康都是把禁止天主教作为当务之急痛下杀手，力图尽快消灭天主教的影响。
天主教在日本传播90年，产生了一大批天主教大名，如：大村纯忠、有马晴信、大友宗麟、结城山城守、高山右近、小西行长。这些人中，有些人是纯粹地利用天主教的传播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获得利益，而有些则是真正虔诚的天主教徒，真诚信仰天主教，这一点还是需要加以区别的。许多天主教大名如黑田长政、大村纯忠等人，在允许天主教的传播后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贸易中赚取更多的利润，在统治者的压迫下，立刻宣布改宗，随时可以放弃天主教。从宗教信仰方面来看，他们是可耻的。反观高山右近、小西行长、原胤信等人，在领地内不遗余力地传播天主教，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放弃领地、甚至放弃生命。这样的人，远远比那些“名将”值得我们去尊敬。
纵观天主教传播的全过程，从初期的与佛教势力的冲突，到开始与民众广泛地交流，深入人心地融合到民众中去，虽然最后遭到禁止，但是，天主教的传播毕竟使日本获得了极大的进步。锁国之后的日本，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就是明证。一个国家要进步，必须与世界融合为一体，起码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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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士（B.Diaz,1450-1500）葡萄牙航海家。1487年受葡王派谴，率舰队远航南下非洲西海岸。并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海角，取名“风暴角”。（后改为好望角）1500年在远航印度途中在好望角遇到风暴，船沉身亡。
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9-1524)葡萄牙王族出身的航海家，1497年7月受葡王派谴，率舰队探索印度航路。1498年5月到达印度卡利卡特港。1499年9月回国，从而开辟了印度航路。1502年受封葡萄牙海军上将，印度总督。在印度开展殖民统制。1524年在又一次去印度时病死
哥伦布（C.Columbus,1446?-1506）意大利航海家。1492年8月受西班牙女王派谴，开始其“西航计划”。10月13日到达
达巴哈马群岛。成为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欧洲人。第二年回国后称其到达印度。后又三次出航美洲。因无法带会人们期待的印度香料朱宝，最后在贫困中死去。
麦哲伦（F.Magellan,1480?-1521）葡萄牙航海家，骑士出身。1519年受西班牙国王派谴绕过美洲率舰队探索向西航道。1520年11月发现南美一沟通两大洋的海峡，取名麦哲伦海峡。1521年在菲律宾群岛与当地人战斗中身亡。后其舰队于1522年回到西班牙，完成了环球航行。证实了“地圆说”。
马可`波罗 （Marco
polo,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威尼斯人。他与其父及叔父经过4年在1275年到达元上都，从此侨居中国17年。他深受忽必烈信认，游历中国各地。自称管理扬州3年。后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次年因战被俘，由同狱者笔录其见文，作《马可`波罗
游记》。1298年获释回家，后成巨富。
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曾在印度，日本传教。1552死于中国。
种子岛久时(1528~1579)岛津家臣。领有种子岛。从漂流至种子岛的葡萄牙商人手中购得两枝洋枪，分析改良后生产了国产洋枪“种子岛枪”。
島津貴久（しまづ
たかひさ，1514~1571）岛津忠良的嫡男，母亲是岛津成久的女儿，修理大夫、陆奥守。萨摩、大隅、日向三国的守护。大永六年（1526年）成为岛津胜久的养子，在父亲忠良与岛津实久争夺势力的时候协助父亲，后来于天文四年（1535）胜久出奔后回到父亲处。天文十四年获得一族公认的守护权。天文十八年会见从鹿儿岛上陆的沙勿略，并允许传教，不到一年后禁止。翌年进入鹿儿岛城后，作为本城与其子岛津义久、义弘一起努力完成三国统一的目标。
大內義隆（おおうち よしたか，1507~1551）周防大内氏当主，大内义兴之子，正室是万里小路秀房女和小槻伊治女。父亲死后继承当主与出云的尼子氏争夺势力，由于过于文弱，政事军事都委任于家臣。由于重用宠臣相良武任，导致家中政治局面混乱，并拒绝重臣陶隆房的谏言。导致陶隆房反叛，被突然袭击后逃离山口城，后在长门大宁寺自杀。
大友義鎮（宗麟）（おおとも よししげ，1530~1587）丰后大友氏第21代家督。大友义鉴之子，正室是一色山城守义幸(善孝?)女和奈多鉴基女。在“二阶崩之变”后继任家督，最初与安芸毛利氏、肥前龙造寺氏、萨摩岛津氏作战，一时支配了丰、肥、筑六国，任九州岛岛探题。1578年与岛津氏在日向的耳川作战大败，从此走向衰败，后来接受天下人羽柴秀吉的援助成为配下。与葡萄牙和明朝开展积极贸易，允许耶稣会布教和设立教会、孤儿院、医院等设施，1582年派遣少年使节前往罗马，58岁没。
松浦隆信（まつら たかのぶ，1529~1599）肥前平戶城城主。松浦兴信之子，与南蛮开展贸易，使平户港一度非常繁荣。引进了最新的铁炮技术，与近邻的大名龙造寺氏对抗。1575年起抵抗失败，臣从于龙造寺家。跟随丰臣秀吉九州岛征伐，所领安堵。
大村喜前（おおむら
よしあき，1569~1616）純忠之子。1586年继承家督。关原之战中属于东军，故所属肥前大村领得到保障。最初信仰天主教。后来由于幕府下达天主教追放政策而由天主教改为信奉佛教，由于迫害基督教徒，于1616年被毒杀。
大村純忠(おおむら
すみただ，1533~1587)天主教大名，肥前出身，有马晴纯的二男，法名理惠。天文七年成为大村纯前的养子，天文十九年继承家督。当时受到周围的龙造寺隆信等大名的压迫。永禄六年（1563年）受洗加入天主教，教名堂?贝鲁特罗密欧。元龟元年（1570年）
将长崎开放为南蛮贸易港，天正八年将长崎献给耶稣会。天正十年与大友宗麟、有马晴信一起派遣少年使节前往罗马。
有馬晴信（ありま
はるのぶ，1567~1612）有马义纯的养子，元龟二年继任家督，天正八年（1580年）由范礼安推荐接受耶稣会的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同年在居城日之江城建立神学院。受到龙造寺氏的压迫，依靠耶稣会提供的粮食和武器援助抵抗。与大村纯忠、大友宗麟一起派遣少年使节前往罗马。天正十五年臣从秀吉获得所领安堵，后随秀吉朝鲜出阵。庆长十四年因冈本大八事件被流放到甲斐，后被斩首。
和田惟政（わだ
これまさ，1532~1571）甲贺的土豪，出仕将军义辉，后保护义昭奔走于若狭、越前。后与尾张的织田信长达成了援护的约定，为1568年义昭的上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因功获得恩赏成为摄津三守护之一的高槻城城主。对天主教表示理解，并实现了信长与弗洛伊斯的会面。在信长与义昭不和时加入了信长一方，1571年在摄津郡山与池田知正作战时讨死。在受洗礼之前死去，令弗洛伊斯感叹不已。是著名的文化人。
結城山城守（ゆうき
ただまさ，生没年不詳）本名忠正，三好氏家臣。最初出仕三好长庆，后臣属于三好家臣松永久秀。起初奉松永久秀的命令镇压天主教，后来被传教士维列拉感化，与高山友照一起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的保护者而活跃。
清原枝贤（きよはら
しげかた、1520～1590）：（赖贤、雪庵、道白、大炊头、主水正、大外记、明经博士、伊势权守、弹正少弼、少纳言、侍从、宫内卿、正三位）儒学者。业贤之子。继承祖父宣贤的衣钵而被称作名儒。天文（1532～1555）初年受周防大内义隆尊奉为师。天文末年起应松永久秀的请求讲释《大学》、《中庸》、《古文孝经》等。著名的天主教公卿，女儿也是天主教徒，后来成为的细川玉子的侍女。
細川玉子（ほそかわ ガラシャ
1563~1600）明智光秀的三女，16歳時在坂本城嫁给勝(青)龍寺城主細川藤孝之子忠興。天正10年本能寺之変后在丹后味土野的山里幽闭，开始了苦难的生活。为了求得心理的平安而信仰天主教，接受了洗礼成为了著名的“细川格拉西亚夫人”。38歳时因拒绝成为石田三成的人质而自杀。
高山飛騨守（たかやま
ともてる，？~1596）本名友照，松永氏家臣。松永久秀死后跟随和田惟政。１５６３年在京都会见了耶稣会的传教士维列拉，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１５７８年，荒木村重谋反的时候与其合流。荒木村重逃亡后依附柴田胜家。本能寺之変后其子高山右近将高槻城帰还。高山右近改易后，前往加贺投奔前田利家。
高山右近（たかやま
しげとも，1552~1615）本名重友，高山友照之子，和田氏家臣。从小就接受天主教的洗礼。１５７３年，和田惟政死去后，与其子和田惟长争夺高槻城。1578年，荒木村重对织田氏发起叛乱，起初加入荒木方，后投降织田氏。其后作为織田氏家臣转战各地。本能寺之変之際，作为从中国帰還的羽柴（豊臣）秀吉的先锋参加了山崎合戦。击破明智军，后又参加了贱岳合戦，小牧?长久手合戦。1585年，居城转封至明石城。1587年，因为豊臣秀吉的伴天连追放令而被改易。后前往加贺依靠前田利家。1600年、关原合戦时加入前田军参戦，受封５千石。1614年，因为徳川家康的天主教禁止令被追放到国外。1615年在菲律宾的吕宋岛死去。作为千利休的弟子，也是有名的茶人。
原 胤信(はら
たねのぶ，1587-1623)原刑部大辅胤义的嫡男。幼名吉丸，通称左五右卫门，主水助。小田原合战臼井城陷落之后，与父亲一起成为浪人，后来被板仓胜重推举到土井利胜手下成为旗本，并被提拔为铁炮组头。于庆长５（１６００）年不顾丰臣政权的御法度秘密加入了基督教，受了洗礼，取教名ジョアン(john)。之后，德川政权发布了禁止信仰基督教的禁教令，作为旗本中的基督徒，胤信辞去了役职从江户城出奔，逃往武藏国岩槻村。于庆长１５（１６１５）年被捕并被送往江户城，并被残忍地在额头上烫上一个十字的烙印、两手的拇指、两足的脚筋都被切断，然后被追放。但是胤信仍然没有放弃基督教的宣教活动，并因此于元和９（１６２３）年１０月１３日再次被捕，与芝高轮等50名基督徒一起受火刑而死，享年37岁，被称为“元和殉教”。
小西行長（こにし ゆきなが，？-1600）小西隆佐的次男，幼名弥九郎，天主教徒。秀吉中国征伐之际担任宇喜多直家的使者，后成为秀吉家臣，担任舟奉行。天正十五年九州征伐时负责补给任务，后受封肥后半国24万石，筑宇土城居住。文禄庆长之役中担任先锋转战各地。秀吉死后因为和加藤清正对立而加入石田三成，关原战败后被要求切腹，以天主教徒不允许自杀为由拒绝。后在六条河原被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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